1768年，纪晓岚被流放新疆，妻子痛哭自责，他却笑言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
要理解纪晓岚那句“好事”，得先看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。
纪晓岚打小就是那种让人又爱又恨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四岁对对子，七岁读完《论语》，十一岁进京直接在文人圈开启“降维打击”。但他偏偏不爱走寻常路，二十四岁中举后，居然玩起了“职场空窗期”，跑去钻研枯燥的考据学，妥妥把一个大好青年活成了学术宅男。直到三十一岁，他才正式考中进士，踏入官场。
进入官场后，他的幽默细胞彻底觉醒了。有次太监故意刁难他，让他对对联，他张口就来：“小翰林，穿冬衣，持夏扇，一部春秋曾读否？”趁着太监发懵，他坏笑着补刀：“老总管，生南方，来北地，那个东西还在么？”气得太监直跳脚。
可就是这样一个在朝堂上开单口相声的聪明人，却在1768年栽了个大跟头。
那一年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贪污亏空案爆发。乾隆帝震怒，下令密查抄家。纪晓岚得知消息后，陷入了极度的煎熬。一边是王法，一边是亲情。眼看着亲家就要大祸临头，女儿也要跟着受罪，这位大才子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。
他没有写信，也没有传话，而是用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办法。有人说，他把一撮盐和一撮茶叶封在信封里送去，寓意“查（茶）封盐案”；也有人说，他拿朱砂在小童的手心里写了一个“少”字，递给卢见曾看，手加少，就是个“抄”字。
这波操作确实聪明绝顶，卢见曾立刻转移了家产。可乾隆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查到底，揪出了通风报信的纪晓岚。皇帝气疯了，朕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为了私情背叛朕！按律当斩的罪名，乾隆念及他往日的才华与苦劳，最终改判流放新疆。
郭彩符的哭诉，正是源于这种深深的绝望。但纪晓岚看得比谁都透彻。当时的京城官场，党争暗流涌动，伴随着文字狱的恐怖阴影，稍有不慎就是满门抄斩。离开这个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，去往天高皇帝远的边疆，在当时看来是受苦，在长远看来，却恰恰保全了性命。这，就是他眼中的“好事”。
在乌鲁木齐的两年里，他甩掉了朝堂上那些繁文缛节的包袱，真正回归了一个文化人的本真。他四处采风，跟当地百姓打成一片，把西域的风土人情、地理地貌、神话传说全都记录下来，写成了一部轰动一时的《乌鲁木齐杂诗》。
纪晓岚在新疆吃着烤肉唱着歌，京城里的乾隆帝却浑身难受了。
1771年，乾隆决定编纂一部前无古人的旷世大典——《四库全书》。可是找来找去，满朝文武居然挑不出一个能挑起这副重担的人。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古籍，乾隆突然拍了拍大腿：“那个抽烟袋的纪昀挺能写的，把他召回来吧！”
就这样，一场史上最戏剧性的职场逆袭上演了。纪晓岚从流放犯，一跃成为了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，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当然，也是他最疯狂的“秃头”岁月。
47岁的纪晓岚，带着三百多号当时最顶尖的知识分子，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“文化搬砖”工程。工作强度大到让人崩溃，但纪晓岚有他的续命法宝：烟、肉、书。每天早晨雷打不动一斤猪肉、一壶浓茶，工作的时候那根标志性的三尺大烟袋绝不离手，整个书房常年云雾缭绕，活脱脱一个人间仙境。有晚辈劝他少抽点烟注意养生，他吐个烟圈，慢悠悠地回怼：“你难道没看出来，我不抽烟的时候编的书，字里行间都透着烟瘾犯了的焦躁？”
白天，他是严肃认真的大主编，带领团队在浩瀚的古籍中披荆斩棘；到了晚上，为了排解白天审稿遇到的各种奇葩压力，他居然偷偷写起了志怪小说。那些官场上的尔虞我诈、虚伪做作，全被他写成了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形形色色的狐妖鬼怪。他用最荒诞的故事，讽刺着最现实的人性，把严谨的学术和通俗的单口喜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。
1799年，大清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，赤地千里，民不聊生。此时的纪晓岚已经是礼部尚书，掌管天下礼仪祭祀。乾隆皇帝决定亲自前往天坛祈雨，而宣读祈雨祷文的重任，自然落在了纪晓岚的肩上。
可是，就在大典开始前的那一刻，致命的危机降临了。当纪晓岚在万众瞩目之下，庄严地展开那卷理应写满祷词的黄绫卷轴时，他的大脑瞬间嗡地一下，卷轴上居然是一片空白！
皇帝就在身后看着，文武百官屏息凝神，台下是无数渴望甘霖的百姓。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慌乱，或者结巴半句，立刻就是欺君罔上、掉脑袋的死罪。
他凭借着几十年的文学功底和对朝廷体制的深刻理解，清了清嗓子，声如洪钟地朗声诵读出十八个字：
“帝曰：咨尔龙，岁大旱，用汝行甘雨，汝其往，钦哉！”
一场泼天大祸，就这样被纪晓岚用绝顶的才智和魄力化解于无形。事后，当人们得知真相，无不对这位礼部尚书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绝非单纯的跳梁小丑，实则拥有着大智慧与大心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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